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提出：在20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2014年，世界银行以人均GDP为标准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组：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45至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6至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201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希望。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伴随的是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通货膨胀、就业困难等。“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失败。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１９８０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６８４．６美元，２０１6年仍只有在２951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墨西哥１９７３年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了１０００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２０１6年人均ＧＤＰ只有8201美元，４3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

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明显差距。从研发费用支出（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韩国２００３年达到２．６４％，高居世界第７位，而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分别为0.41%和０．６９％，世界排名均在４０名以后。到2014年，韩国的研发比重已达到4.29%，仍远远高于阿根廷（0.61%）和马来西亚（1.26%）。从研发人才来看，２００６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４．８人，而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1.1和０．４２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4.4倍和１１．４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２００７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３５％，而阿根廷、马来西亚分别为29.5%和２０．３％，明显不如韩国。

中国以人均8000多美元的水平刚好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因而也刚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但只要中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浪潮，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发掘新动能，实现增长模式由数量追赶性向质量效率性的平稳转型，就一定能够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对外，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便打造新的增长点。当然，这一战略必须以追求效益为基点。对内，近年来，中国在创新和以技术驱动经济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企业逐渐成为技术领域中，尤其是信息通讯行业中的重要角色；互联网经济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也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铁和客机制造技术的拥有者之一。

中国的研发投入持续上升，近年来已经超过GDP的2%，虽然远低于日本（3.5%）和韩国（4.2%），但高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已超过英国，接近法国），而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2.5%的比例。其专利申请数量（包括居民和非居民）在2013年超过了825,000件，位居全球第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中国还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力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发明”转变。

而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尽管中国正在迅速缩小与行业领先者在整体研发投入和产出数量上的距离，但中国在研发质量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及提升其庞大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等方面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与美国和德国有很大距离，比如“企业层面的技术吸纳能力”、法制、监管质量、企业对研发的投入等。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也指出了这些薄弱环节：如在“高等教育及培训”方面，中国在140个国家中排名第68位，而在”科技准备度(readiness)”上，中国排名第74。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人才池，然而大学生的总体占比以及博士生尤其是科学与工程类的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

中国若想要在全球价值链上有所提升，并且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创新强国，进而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经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成功，那么中国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创新生态系统，这包括：1)加强知识产权（IPR）的保护，尤其是有关法律的实施；2)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3)增强研发的效益和质量，处理好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平衡，应用研究应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实用性上；4)促进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而非偏面强调技术和工艺创新；5)加强技术传播和扩散以及技能的培训以不断提升生产率，尤其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会。